6月5日，郑文决的律师表示，其委托人妻子已追加缴纳140万亿越南盾（约合人民币4.2亿元）用于弥补损失，使总缴纳金额升至近250万亿越南盾（约合人民币7.5亿元），超出法院要求的民事赔偿义务10万亿越南盾（约合人民币3000万元）。
黎氏玉叶（郑文决妻子）此举发生在二审开庭前12天。此次庭审中，她的丈夫及其两位妹妹（均为FLC生态集团高管）将提出上诉请求减刑。
一审判决中，这位FLC前主席因操纵证券市场和诈骗侵占财产罪名被判21年监禁，其两位妹妹分别获刑8至14年。
2024年8月5日，FLC前主席郑文决听取判决。摄影：江辉
一审期间，当被问及案件赔偿方案时，郑文决曾估算其个人资产达500万亿越南盾（约合人民币150亿元），包括越竹航空、FLC集团30%股份及数亿股股票。
但这位FLC前主席表示”创业20多年积累的所有资产均被司法机关冻结”，并强调”足以履行案件民事义务”。他全程未否认罪行，但反复表示”迫切寻求弥补后果”，在一审最后陈述中希望因全额履行赔偿义务获得宽大处理。
目前法律未明确规定具体赔偿金额或时间与减刑的对应关系。但司法实践表明，赔偿需与损害程度、认罪态度等因素匹配，缴款不必然导致减刑。
近年经济腐败大案中，追赃被列为优先任务。基于此政策导向，多起重大经济案件中的前官员和富豪更积极退赃。
2024年9月25日，杜英勇在二审现场。摄影：丹琳
在郑文决案之前，新黄明集团主席杜英勇因主导债券发行欺诈案，诈骗6630名投资者超86万亿越南盾（约合人民币25.8亿元），被控《刑法》第174条第4款a项，最高可判终身监禁。
2024年3月27日一审中，法院认定被告悔罪诚恳且全额退赔，15名被告均获低于量刑下限的判决。杜英勇获刑8年，二审因高龄、重病等新减刑情节再减1年。在4·30特赦中，他位列8000余名获赦囚犯名单。
根据2015年《刑法》第51条，自愿弥补损失可作为减刑情节。
在万盛发集团案第二阶段，张美兰虽未直接退赃，仍因”具备重大赔偿能力”由终身监禁减至30年。法院确认已追回86万亿越南盾，并有望再追回150万亿越南盾（约合人民币45亿元）。
张美兰在案件第二阶段获减刑，法院认定其”具备”重大赔偿能力。摄影：清松
二审合议庭表示，若张美兰能弥补30.4万亿越南盾（约合人民币91.2亿元）涉案金额的3/4（约22.8万亿越南盾），可考虑改判无期。张美兰方面始终强调被查封的数千处房产足以赔偿。
该案第一阶段中，越南长城公司CEO杨进初因全额退还300万亿越南盾（约合人民币90亿元）赃款及无关款项，获刑从11年减至6年。富豪阮高智也因退还100万亿越南盾（约合人民币30亿元）诈骗款获减刑2年。
经济案件应以追赃为优先
律师郑文俊（河内江清律师事务所）指出，2015年《刑法》将退赃列为重要减刑情节。现代司法理念重视资产追回与罪犯教育，”经济腐败案件的首要目标是恢复公共财产，而非单纯惩罚”。
他认为追赃政策实现多方共赢，通过法律化减刑机制可激励退赃。实务经验表明，涉案者普遍渴望自由，”罕有人愿为经济利益终身服刑”。
但退赃金额需与涉案金额成比例。律师举例某行贿案中被告仅退还1/105赃款，被法院认定”微不足道”而未获减刑，最终获刑12年。
根据《刑法》第40条：贪污受贿罪犯若主动退还至少3/4赃款并积极配合调查，可免死刑。
清林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