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月5日，郑文决的律师表示，其委托人妻子已追加缴纳1400亿越南盾赔偿金，累计缴纳金额近2500亿越南盾——超出法院要求的民事赔偿义务100亿越南盾。
黎氏玉叶（郑文决之妻）这一举动发生在二审开庭前12天。此次庭审中，其丈夫与两位妹妹（均为FLC生态集团高管）将提出上诉请求减刑。
一审判决中，这位FLC前主席因操纵证券市场和诈骗侵占财产罪名被判21年监禁，其两位妹妹分别获刑8-14年。
FLC前主席郑文决在2024年8月5日宣判后。照片：江辉
一审期间，当法庭问及案件赔偿方案时，郑文决估算其个人资产达5000亿越南盾，包括越竹航空、FLC集团30%股份及数亿股票。但这位前主席表示”创业20多年积累的全部资产已被司法机关冻结”，并强调”足以履行案件民事义务”。
郑文决未否认罪行，全程庭审均表现出”积极弥补后果”的态度。在一审最后陈述中，他希望通过全额履行民事赔偿获得宽大处理，早日出狱重启人生。
目前法律对赔偿时间或金额与减刑关联尚无具体规定。但司法实践表明，赔偿需与损害程度、认罪态度、个人背景等因素匹配，单纯缴款不必然导致减刑。
近年经济腐败大案中，追赃被司法机关列为优先任务。基于此，多名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前官员、富豪在庭审中更积极退赃。
杜英勇在9月25日二审现场。照片：丹林
在郑文决案之前，新黄明集团主席杜英勇因债券发行欺诈案被控诈骗6630名投资者超8600亿越南盾。2024年3月27日一审中，法庭认可被告全额退赃等减刑情节，最终15名被告均获低于量刑下限的判决。杜英勇获刑8年，二审因高龄、重病等新减刑情节再减1年。今年”四·三〇”特赦中，他位列8000余名获赦囚犯名单。
根据2015年《刑法》第51条，自愿补救损失可作为减刑情节。
在万盛发集团案第二阶段，张美兰虽未直接缴纳数万亿赔偿，仍因”具备重大补救可能性”由死刑改判30年监禁（三项罪名合并）。法庭确认已追回8600亿越南盾，未来可能再追回1.5万亿越南盾。该案两阶段合并后，这位女富豪最终维持死刑判决，并需赔偿超70万亿越南盾。
张美兰在案件第二阶段由无期徒刑减至30年监禁，法院认定其”具备”重大补救可能性。照片：清松
胡志明市高等法院二审判决书显示，若张美兰能补救3/4涉案金额（约22.8万亿越南盾），”可考虑改判无期”。庭审中张美兰始终强调数千项被查封资产”定能弥补损失”。
该案第一阶段获最大减刑的是杨进作（原越南长城公司CEO），因全额缴纳3000亿越南盾赔偿金，刑期从11年减至6年。在滥用信任侵占财产罪中，富豪阮高智也因退还张美兰1000亿越南盾获减刑2年。
更早的MobiFone收购AVG股份案中，原信息通信部长阮北山被控受贿超66亿越南盾。宣判前其家属补缴45亿越南盾后，刑期由死刑改为无期。在”救援航班”腐败案中，原卫生部副部长秘书阮忠坚因受贿42.6亿越南盾，虽检方建议死刑，最终因退还42.2亿越南盾获判无期。
经济案件应以追赃为优先
律师郑文选（河内江清律师事务所）指出，2015年《刑法》将补救后果列为重要减刑因素。现代司法理念更重视追赃与教育而非单纯惩处。”经济腐败案件最高目标是恢复公共财产，不仅是惩罚。”
通过法律激励退赃，可实现国家、社会与犯罪者多赢。实务经验显示，在押人员最大愿望是”不惜一切换取自由，罕有为经济利益终身服刑者”。但退赃金额须与侵占数额匹配，”不可能侵占万亿仅退数亿就减刑”。
他举例巴赫科公司总监陈卓越德案，因仅退还国家损失105亿越南盾中的1亿越南盾，被法庭认定”比例过小”不予减刑，最终获刑12年。
根据《刑法》第40条：贪污受贿罪犯若主动退还至少3/4赃款并积极配合侦查，可免于死刑执行。
清林
（编译：Sinh ；审校：ASinh；来源：VNEXPRESS）
